当时，大理被叛乱势力占据，建立了一个自称“苏丹国”的政权。这个政权不仅在云南大面积屠杀汉人，还向陕甘一带输出煽动，鼓动当地人用宗教的名义发动暴乱。很多人以为那只是所谓的“民族冲突”或者“农民起义”，但细看当时的记载，你会发现，那里面有极强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：不皈依就杀，不同教就杀，用“清洗异教徒”的方式行使暴力。
这些人往陕甘一煽风点火，很快就出现了另一号人物：白彦虎。
这个名字，在今天的互联网几乎没有存在感，但在清末史料里，他身后是一条血河。白彦虎在陕甘一带掀起的暴乱，几乎是以“屠城”为基本操作方式：攻下一个县城，就屠掉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人，并不是夸张的修辞，而是当时记载中的重复场景。
根据一些研究者统计，从云南到陕甘再到新疆，这一系列宗教极端叛乱，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两千万。而同治前后，清朝总人口也就两亿出头。换算一下比例，相当于全国将近十分之一的人在这场风暴中死去——这种人口比例的损失，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造成的伤亡相比，已经不是简单的“可比”，而是在某些地区甚至更惨烈。
最关键的是，这不是正规战争，更多时候是无差别屠杀普通百姓，而且是带着一种宗教清洗的狂热。
白彦虎后来败走新疆，又投靠了另一个名字——阿古柏。
阿古柏是谁？很多人可能完全没印象，只知道左宗棠收复新疆，却不知道他收复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。当时的新疆，被阿古柏建立的割据政权撕裂，他背后同样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支撑。这个政权一方面依附外部势力，一方面对当地汉人和不同教派的人实行疯狂压制、屠杀。
如果不是左宗棠下了极大的决心，以极大的代价一步步打回去，新疆今天是不是还是中国的一部分，都要打问号。现在我们提起“收复新疆”这四个字，大多数人脑子里只有清军打仗、筹饷、修路，很少有人会想到：那是对一个宗教极端分裂政权的扫荡，是防止这片土地永远从中国版图中割裂出去。
这些历史，如果不认真翻资料，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知道。可它们真实发生过，死掉的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，尸体埋的是我们的土地。
问题来了：这和今天的哈马斯，有什么关系？
表面看，这是两个不同地区、不同宗教背景的故事；但在逻辑上，其实惊人一致——都是用宗教极端主义包装暴力和政治诉求，用“我们”对“异教徒”的区分，去合理化杀戮。
哈马斯的思想根基，离不开穆斯林兄弟会，而穆兄会的精神领袖之一，就是赛义德·库特卜。这个名字，国内很多人可能只在学术文章里见过，但他对中东乃至全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非常深。
库特卜的思想有一个核心：他把世界划分为“真主之下的真正穆斯林”和“茫茫无知的异教社会”，认为只要不是按照他理解的伊斯兰法来治理的社会，就是“无知之境”，是可以被推翻的，是可以通过暴力来“清洗”的。他的目标可以概括成一句话：世界上最终只能有一个宗教、一部法律、一个权力中心。
当这种思想被组织化以后，穆斯林兄弟会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团体，而是一个带有政权颠覆诉求的极端组织。它的目标不是“多元共存”，而是“整合世界”，用一种唯一合法的宗教秩序覆盖一切。
在中东，多数国家其实非常清楚这一点。所以，别以为所有阿拉伯、穆斯林国家都支持穆兄会。恰恰相反，埃及、约旦等国都把穆兄会视为心腹大患，因为它们不仅反对西方、反对以色列，同样要推翻本国政府——哪怕这个政府本身就是穆斯林背景的。
哈马斯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谱系里长出来的。它一方面有民族解放、反占领的政治口号，另一方面，又在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里运作。它主张对以色列平民实施暴力袭击，用自杀式爆炸、火箭弹攻击作为日常工具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，又有强烈的宗教管控倾向，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。
更重要的是，哈马斯和很多国家一样，也不满足于“只反以色列”。在接纳它的国家里，它一样会试图颠覆当地政府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些明明信仰伊斯兰的国家，也对哈马斯、对穆兄会保持高度警惕。
你只看“反以色列”的一面，就觉得它“正义”，但如果把视角拉远一点，就会发现，它本质上是宗教极端主义在具体国土上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它的思路和当年大理的“苏丹国”，和白彦虎、阿古柏那套”以极端宗教为号召搞暴力割据”的路数，真的差别没有那么大。
而这，正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只承认法塔赫，不承认哈马斯的根本原因。
有人可能会问：那哈马斯也有人道主义的一面吧？比如它宣布释放人质的时候，一些国家还表示欢迎。是，人质被放出来，当然值得欢迎，这是最基本的人道底线。就像卡塔尔那次，当自己的领土上发生针对哈马斯代表的空袭时，它也会表达愤怒；但转眼在9月21日，以色列道歉、愿意合作斡旋释放人质，卡塔尔也会接受现实，继续促成交换。
这就是现实政治：在某个具体事件上可以合作，可以对话，但是不等于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，更不等于赋予它高大上的道德合法性。
中国也是一样。对巴以冲突，中国一直强调停火止战，强调保护平民，支持巴勒斯坦的合法民族权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任何打着“抵抗”旗号的极端组织。中国只承认法塔赫，就是因为后者至少还在“民族解放和建国”的框架里运作，而不是以宗教极端主义作为政治动员的底色。
国内一些网友，把哈马斯直接包装成“反霸英雄”，甚至把与它同一思想谱系的基地组织、本·拉登也塑造成某种“反美英雄”，这背后有多危险，恐怕很多人没意识到。
受赛义德·库特卜影响的人里，有一个叫扎瓦赫里，他后来成了本·拉登的重要思想伙伴之一。基地组织那套世界观，和穆兄会、和哈马斯之间，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：同样视非穆斯林为“异教”，同样主张通过暴力恐怖手段对付“敌人”，同样希望最终建立一种单一宗教秩序。
但是，这套东西不仅在中东播种，也渗透到了新疆。
很多人对新疆的暴恐事件，其实了解得非常有限。前些年发生的多起案件，不少人只是听说过几个地名，比如“昆明火车站事件”“乌鲁木齐暴恐袭击”，但真正深入去看，你会发现，那背后有完整的一套思想传输链路——大量极端思想材料来自境外，从中东地区渗透进来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，与穆斯林兄弟会、与基地组织的思想谱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。
这些东西在当地滋生以后，并不只是简单的“打砸抢”，而是要用恐怖暴力手段去逼迫普通群众“选边站队”，逼迫他们加入恐怖组织。新疆边民被威胁、被胁迫、被裹挟的案例，并不只是抽象数据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。
我从2008年开始接触反恐相关工作，十几年来，在各类材料、访谈、调研里，看到的东西，远比公开报道呈现出来的要残酷。去南疆莎车县调研的时候，很清楚地知道，如果我晚去一个月，就有可能赶上当地那起“7·28事件”——那起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暴力恐怖袭击。
你如果亲眼看过被极端思想洗脑的那些人，三岁的，六七岁的，十几岁的孩子被卷入其中，你就很难再用那种轻飘飘的“浪漫化”视角去看待任何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。不管它打着什么旗号，不管它声称自己要解放谁，只要它把普通人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筹码，它就不值得被美化。
回到今天的互联网舆论，有一个极其矛盾、甚至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：一边是很多人对新疆的暴恐事件不甚了解，甚至完全没听说过具体细节；另一边，他们又在情绪上站到穆斯林兄弟会的下属组织这一边，替他们摇旗呐喊，夸他们“伟大”“有血性”。
问题在于，如果你把穆兄会系的组织美化成“伟大正义”，那你对新疆那些被杀害的无辜群众，对牺牲的公安干警、武警战士，怎么交代？你怎么面对那些因为极端思想被撕碎的家庭？
有人会说：那是极个别极端分子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但现实是，思想不止于个别，它会形成组织，组织会形成行动，行动最终落在普通人的血肉上。穆兄会、哈马斯、基地组织，这几者之间不是简单的“个别人走偏”，而是同一思想谱系下不同分支的表现。
我们可以同情巴勒斯坦普通民众在冲突中的遭遇，可以反对以色列对平民的过度打击，可以批评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种种双重标准，但这和把哈马斯、把极端组织神化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。前者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立场，后者则是在不自觉地为极端主义背书。
很多人之所以会混淆这两件事，核心原因就是缺乏系统的历史知识，缺乏对宗教极端主义本质的认知。
没有知识，就谈不上认知；没有认知，就很难判断什么才真正符合中国的利益，更谈不上什么叫负责任的爱国。
中国的国家利益非常清晰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和世界环境，需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，需要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，需要防止任何极端思想在我们的土地上再次复制19世纪那种血腥灾难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不可能去支持一个以宗教极端主义为核心动员方式的组织，不管它喊的口号有多“反霸”。
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联合国会加入要求哈马斯放下武器、退出加沙的《纽约宣言》，为什么在外交上只承认法塔赫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。这个立场不是“向谁示好”，而是我们理性审视过历史教训、现实威胁后的选择。
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历史伤口都懒得翻一翻，只看到社交媒体上的几张图片、几个片段、几句口号，就匆匆站队、替极端组织洗白，那不是“有同情心”，而是对历史的遗忘，对现实的无知。
真正的同情，应该是对所有无辜平民的同情；真正的正义，应该是对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保持零容忍；真正的爱国，是在明白中国曾经被宗教极端主义伤害到什么程度之后，清醒地知道：我们支持谁，反对谁，不能靠情绪，而要靠事实、历史和国家整体安全来判断。
互联网时代，人人都可以发声，这是好事。但发声之前，至少要弄清楚自己在说什么，站在谁那一边，那一边到底代表什么。否则，很可能一边在悼念新疆的牺牲者，一边又在为同一思想谱系的组织鼓掌，这种撕裂，不仅荒诞，也极其危险。
认知这件事，没有捷径。你必须去看书、查资料、了解历史，尤其是那些被忽略、被轻描淡写的惨痛章节。只有把这些拼起来，你才知道，面对哈马斯、穆斯林兄弟会、基地组织这类组织时，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谨慎，为什么我们的立场看起来“不那么浪漫”，但却格外现实。
这不是冷血，而是从血的代价里学来的警觉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